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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的三个阶段

时间:2015-01-15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5212字
论文摘要

  先解释一下题目中有两个词组:一个是“中国古代史”,是想从中国古代史入手、通过古代史的例子来讲我国的整个历史学;再一个是“整合-分散-再整合”,讲的是一个过程,希望通过这个过程的学术史回顾,看清楚我国历史学的过去、现状和趋势。鉴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规范都是解放后形成的,所以就从解放后讲起,把解放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分三个阶段来讲。

  一、整合研究大问题的时期(20世纪50、60年代)

  解放前我国史学界流传着很多理论和方法,没有完整的统一的认识。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对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时候,需要依托具体研究课题,称为“在干中学”;加上政治形势的启示,很快就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形成了五个大问题,借用当时一部电影的名字,称为“五朵金花”:古代史的分期: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时间;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时间、长期停滞的原因;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皇帝)还是个人;农民战争:历史发展的动力、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民族问题:汉民族的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历代疆域。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前两个问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托派”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展开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称之为“社会史论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场论战的意义在于注意到了中国与西欧的异同问题。解放后,“托派”的陶希圣等人去了台湾,其理论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整个中国史学界都在求同回避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意识形态化了。

  尽管意识形态化导致了教条主义,50、60年代参加讨论的都是“大腕”级的学者,与当年“社会史论战”不同,当年是外行论史,解放后是高手过招。老一代学者的国学功力是我们这些人无法企及的。深厚的。深厚的国学功力加上理论的助力、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协同能力,使他们有条件打通朝代界限,挖掘历史事件的原因和联系,并且试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当时的所谓探寻主要是印证“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毕竟是第一次从历史发展的整体上和根本上看问题,超越了此前的认识。伴随着“五朵金花”讨论的深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成熟和完善起来了。

  老一代学者在讨论中还注意到了一些具体问题。譬如商品经济问题,由于当时发展国民经济的“以粮为纲”方针的推行,贬低和忽视了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研究。老一代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的时候,详细考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还有民生问题的研究,由于社会学的取缔,社会史研究也衰落了。讨论农民起义的原因的时候,顺便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尽管是从“民不聊生”的单一角度考察的,也是那个时期唯一的民生问题研究,而且整理出了很多宝贵资料。

  二、分散研究小专题的时期(20世纪80、90年代)

  到60年代中期,“五朵金花”的讨论被学术批判打断了,接下来是“文革”十年的断档。“文革”结束以后,老一代学者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继续当年的讨论。

  1978年年底,金景芳先生率先在长春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进入80年代后,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对问题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李埏先生在昆明和烟台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国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史讨论会,还成立了以漆侠先生为理事长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与之同时,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也成长起来。他们的国学功力不及老一代,但思想解放,了解国际学术潮流。他们批评“五朵金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试图用西方的新方法取代传统方法。由于“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导致的历史学的病态繁荣,这个时期的年轻学者中非历史专业出身却有着浓厚“历史情结”的人很多,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自然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计量史学等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不过,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原来的老问题,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永恒的资本主义萌芽等等。由于缺乏专门的史学功底,只能是换个说法,用新名词解说老问题,没有提供新的认识。其学术贡献是不再强调同一性,侧重辨异了。

  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在当时的最大失误,是过于实用,与现实贴得过紧,给历史学加上了超负荷的使命,甚至直接探讨中国的改革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把冷僻的历史学整成了可以面对公众演讲的广场艺术。结果是使命没有完成,也淡化和扭曲了学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汲取教训,重新估价历史学的使命和价值,很多人回到了象牙塔,提倡“小历史”,专注“学院式”的小问题研究,推崇专题型的专家。主动放弃对历史的整体关照,回避大问题尤其是理论问题,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类似民国初年的“问题与主义”的转变,甚至提倡回归乾嘉时代。

  回归学术以后,史学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路子是正确的。同时,也把历史学研究“碎片化”了。由于选题过于狭偏,忽略了整体,结果是学问越做越深,也越做越小,以至于把史学论著写成了展示功力的艺术品。还有一些功力不及的学者,为了赶潮流,来不及细读大部头的正史典志,直接从碑刻、文书之类的“新资料”入手研究问题,甚至用这类“新资料”来纠正正史典志的记载。譬如,唐宋时期的传世文书大都是边远地区的,山高皇帝远,有些政令执行起来不如中原地区正规,灵活变通比较多;论者看到文书中有而正史典志上没有的内容,就认为是正史典志记载有脱漏,用来矫正正史典志,把文书中的灵活变通的非正规形式认定为正规制度。

pc蛋蛋   本末倒置了。

  三、近年来的再整合趋势

  所谓“碎片化”问题是近代史学界最早提出的,原来的意思是相对于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所有民族的历史记载都是记忆的“碎片”;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才能形成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我借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目前大家都意识到了选题过于狭偏、忽略整体的问题,又开始追求整合研究了。作为第一步,是寻找新的大问题,有了大问题才能进行整合研究。

  1。老问题的重新审视

  寻找大问题的时候,自然地想到了老问题。最近连续有文章重新评价“五朵金花”,针对有人曾经贬低当年的研究,主张“正视”其学术价值,甚至说其意义“不容抹杀”。很明显,论者有着纠正“碎片化”倾向、倡导大问题的整合研究的用意;只是受传统思维的限制,试图简单地回归传统,有些矫枉过正了。正常的学术史研究、学术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五朵金花”,应该分三种情况看待:

  一是论题有价值,相关认识也有意义,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这个命题本身和讨论中所引申出的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古代中国疆域等问题的认识,无论从学术积累上看,还是就现实关怀而言,其价值和意义都应该是公认的。

  二是论题有价值,研究方法有偏差,即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是为了搞清楚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国家(或皇帝)还是地主(个人),老一代学者在讨论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考察问题的两个重要视角———法权和事实,注重从法权观念的角度考察问题的学者站位比较高,发现中国古代没有西欧近代法权意义上的私有制,因此认定中国传统的所有制是国家(或皇帝)所有制,失误在于以西欧近代的标准来直接比照中国古代了;注重从经济事实的角度考察问题的学者尽管理解问题比较简单,却意识到了中国古代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不赞同把西欧近代的所有制作为唯一的标准,认为中国古代的所有制主要表现为私有制形式。

  关于农民战争,尽管现在和当年的评价不同,都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是有价值的。在当年的讨论中,这也是发表成果最多的一个问题。讨论中的失误主要是肯定一切,凡是与官府对抗的活动都认定为农民起义,没有注意到这些对抗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性质,都予以肯定的评价。这就失之偏颇了。

  三是论题本身欠妥当,研究方法也有失误,即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以“五种生产方式”说为理论支撑,也有着相同的失误,为了绕开“托派”观点的嫌疑,不再追问中国历史是不是与欧洲一样要经过五个阶段,讨论是在大前提不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资本主义萌芽的起始时间而言,当时就有唐代说、北宋说、南宋说、元代说、明中期说、明后期说和清初说,后来又有人提出汉代(或战国)萌芽说……这些不同的观点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都肯定中国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如何“找”的问题。这便是从经典作家理论中演绎推导的:西欧有过,中国也一定有。与古史分期问题结合起来看,等于说是以汉代或唐代为连接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萌芽衔接了。这样一来,不仅否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连当时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的顺序也弄乱了。

  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文物一样,以真假作为评判标准,新旧倒在其次,旧的不一定不好。但是,简单地回归传统不是好办法,因为传统往往与“正统”相连,容易导致思维方式的僵化。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2.老问题引发的新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五朵金花”之类的老问题从内容、思路到方法都已经过时,已经成为学术史,不必再继续研究了。由此引发出一些新问题,尽管半新半旧,没有形成“五朵金花”那样的热点,也是一种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努力。这些半新半旧的问题介于“整合”与“碎片”之间,大小得当,克服了原来的单一思维,不再寻求历史规律,从具体问题入手观察社会的某个方面,尤其是基层社会,有利于问题认识的细化和深化。例如:由“农民战争”引发的“农民史”研究,以及乡村社会史、家庭家族史研究,超出了受剥削压迫到反抗起义的农民生存模式,全面考察古代乡村社会中的生存状况;由“民族问题”引发的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的讨论,综合恩格斯的《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近来西方流行的“酋邦理论”、“早期国家理论”,注意到了中国和西方的不同道路和特点;由“唐宋变革”问题引发的“富民”社会研究,把“富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对宋代以来基层社会的运转模式做了有益的探索;由经济史引发的“灾荒史”和“社会保障”研究,注意到特殊时期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拓宽了经济史的内容;由农学史引发的“环境史”研究,对历史上环境变迁做了基础性的考察,把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重点,与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实现了对接;还有“敦煌学”引发的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借助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整理和出版了很多大部头的资料丛书,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以前所难以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五朵金花”都是受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启示而产生的,古代史分期缘自新民主主义理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缘自“红学”批判,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缘自土地改革,农民战争研究缘自中国革命史,民族问题缘自当时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设计;改革开放也是一场大革命,三四十年了,为何产生不了相应的历史研究题目?甚至各级“社科规划项目”包括重大招标项目也没有规划出大问题,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3。新方法引发的新视角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最大的进步和成绩之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尽管良莠不齐,毕竟打破了原来的思维定式,可以多方位多角度观察历史问题了;把所有的理论都首先作为方法来看待,而且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唯一的,甚至没有第一,所有的都是“之一”了。

pc蛋蛋   譬如,农民史的研究借助社会学的“三缘”理论,从血缘和地缘的角度考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观念,不再把阶级关系作为唯一的考察角度了。“富民”社会的研究借助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用“阶层”的综合性标准即财富、权力和声望等划分乡村社会群体,比简单地用经济或政治的单一标准更接近历史实际。还有灾荒史的研究,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把灾害的发生视为环境脆弱性与人类脆弱性相遭遇的结果,注重挖掘生态系统中的人为破坏因素,甚至做成了“灾害人类学”……也有一些新方法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一是小题目大书,某些大腕学者和官员学者借助各种资源拉来课题经费,组织梯队分头捉刀,再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把原来的一般问题做大做通,甚至做成多卷本的丛书。量大了,从内容看仍然是小题目、小专题。二是跨学科研究,某些博士论文往往借用相邻学科的术语和框架,把某个朝代的史料“填充”进去。题目很新颖,却是一种先验的、结构和结论在先的方法,不应该提倡,更不是新问题。三是与国际接轨中的问题,某些“海归”学者继续引进西方的研究范式,譬如制度经济学、结构功能论、后现代主义以及加州学派的研究方法等。这些都属于“舶来品”,有其产生和使用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地“移植”;加之属于另一种学术话语体系,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误读”,有时候连论者自己都不得要领。能不能由此整合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尚需观察,因为引进容易,消化吸收难,以往的成功例子并不多见。

  四、结语

  尽管大家都意识到,中国古代史乃至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处在“碎片化”的瓶颈状态,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找到大问题新问题,进行整合研究是很困难的。除了市场经济大环境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干扰,历史学还有其自身的两个特殊原因。

  一是史学研究接近极致状态,已达学者的智力极限。历史学是古老的传统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经过几代人的研究,能想到的题目都想到了,能做的题目都反复做过了;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很难找到大的“空白”,有突破性的进展。

  二是现在是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都想自己树帜,不愿跟进别人。当年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几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们的著作人人都读,他们提出的问题大家都关心,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往往是指导性的结论性的意见。现在这种学术权威已经不存在了。即使有人提出新思路新问题,想做“头羊”,响应者也很少,顶多是同学和学生捧捧场,热不起来,也深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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