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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的本质探析

时间:2019-07-24 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袁航 本文字数:9940字

  摘    要: pc蛋蛋在当代公共政治哲学的复兴过程中,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是一条引人瞩目的脉络, 而争论的主题在于作为理性个体的社会成员与社会规范的关系。对此, 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这一概念。公共理性不仅从自我观的角度回应了社群主义的诘问, 更凭借公共理性对社会的规范作用, 使政治共识在理论上完成了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过渡。在公共理性厚重的伦理维度下, 罗尔斯规划了在多元社会中寻找社会公共规范, 为个体自由划定合理界限的方案。这一工作对当代公共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公共理性; 自我观; 社会规范; 伦理; 多元社会;

  Abstract: In the revival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public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ebat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is a remarkable thread, and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mbers as rational individuals and social norms. As for this, Rawl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public reason", which not only responded to the query of communitar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concept but also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consensus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to the public sphere theoretically by virtue of the normative role of public reason in society. Under the heavy ethical dimension of public reason, Rawls planned a plan to seek social public norms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and draw reasonable boundaries for individual freedo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public philosophy.

  Keyword: Public reason; self-concept; social norms; ethics; pluralistic society;

  当代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思考作为整体的政治社会制度和作为公民的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当代民主社会由身份平等的公民按照平等的合作关系所建构, 因此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时会受到来自社会公共价值的规范和约束。这些公共价值如何产生?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即通过公共理性, 将私人领域中的完备性学说与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正义相结合, 使公民对政治正义的价值规范产生共识, 以此赋予这些价值规范以社会普遍性。在这一过程中, 理性个体与社会规范的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 社会规范来源于理性个体的共同选择;其二, 理性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自发遵从。

  理性个体的自我决定能力体现为自我观, 而正是罗尔斯最初的自由主义式自我观激发了绝大多数社群主义者的批评。在后期的着作中, 罗尔斯修正了公共理性赖以为基的自我观。在放弃了传统自由主义“无拘束”的自我观并用政治自由主义“宽容”的自我观回应了社群主义的质疑后, 罗尔斯将公共理性确立为公共领域中现实的政治价值规范。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表述体现出规范性价值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跨越, 通过公共理性, 公众建构了彼此认同的、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正义原则。最后, 在面对当代社会价值多元的现状时, 罗尔斯指出, 公共理性在“公民义务”方面的道德要求就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 这种政治合法性确保了公众对政治正义原则的遵守, 尽可能缓和了不同群体在政治领域中的冲突状态。

  一、以宽容为核心的自我观

  理性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选择与认同源于他们对不同社会方式的选择, 这种选择便是自我观的体现。在自由主义者看来, 对当代公众的平等对待体现为对他们自我观的尊重, 然而并非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持相同的自我观。在自由主义理论内部, 对自主与宽容这对根本价值的争论, 促使罗尔斯产生了由“综合自由主义”向“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变。[1]这一转变指出了公共理性的适用范围——包括公共权责和责任在内的基本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 罗尔斯认为个体应该接受理性的可修正原则, 并在修正公共性问题的看法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公共理性的本质探析

  “综合自由主义”的自我观认为, 个体能够跳出所处的环境并对其进行反思:“作为公民应当被普遍地当作具有这样一种能力……要跳出那些特殊的善观念并考问和评价与之相关的各种最终目标。”[2] (544) 这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不受原生群体价值观的束缚。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核心内容是自我优先于目的, 其结果是使“既定的社会常规”在个体生活的不同时间段中具有差异。例如个体曾经对某一价值的信念并不能够阻碍今后对这种信念的追问和怀疑, 这就是将“自我”与“目的”加以区分后的结果。这种自我观来源于康德的自我主体概念。前康德时代的近代哲学选择以自然主义作为工具的人性论道路, 但其根本缺陷就是道德的“他律性” (Heteronomie) :意志不是以自身为依据, 而是由它之外的东西所主宰, 外在因素并不具备普遍约束性, 其结果是使人类的道德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为了克服这一问题, 康德提出道德律令是理性为自身制定的规则, 使道德的来源从他律转变为自律:人的自由体现为意志的自由, 而意志本身在理性的规定范围内, 因此它必然要遵守理性对自身的立法。在康德学说中, 人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存在:在感觉世界中, 他作为自然中的个体而存在;在物自体世界中, 他又具有实践理性存在物的本质, 正如思辨领域的物自体无法被认识一样, 实践理性领域中的物自体 (人) 也无法被认识。将实践理性中的人看作超然于现象领域的物自体, 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将实践理性建立在经验基础之外, 但这种观点最终导致了“综合自由主义”的先验特征: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有能力超越经验层面的实践, 以最高层次的理性为依据完成自身的立法和行动。

pc蛋蛋   上述先验特征引发了社群主义的猛烈抨击, 但社群主义的批判同样暴露了自身的弊端。社群主义者认为, 《正义论》时期的罗尔斯秉承康德这种形而上学的先验自我观, 在他的理论中, 自我是先天的、非经验的产物:“自我优先于它所确定的目的。”[3] (560) 在社群主义者看来, 这一概念并未注意到如下事实:自我是被“嵌入”于现存的经验社会中并因此受到社会常规的约束, 这意味着个体在选择生活方式时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规范。因此, 对自我决定这一能力的规定并不存在于脱离社会的超验层面, 而只能在经验社会内部。尊重个体的自我决定并不意味着跳出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决定自我, 而是鼓励个体专注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为共同利益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对此, 桑德尔论证道:“自我的边界是开放的, 主体的身份是主体能动性的产物而非前提。”[4] (152) 但是只要他承认个体可以摆脱特定的社会身份和价值观, 他就必须接受自由主义式的论断:个人具有判断和选择社会价值规范的能力。当代着名自由主义学者金里卡认为,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把实践推理当作‘自我发现’的过程的社群主义观点, 与把实践推理当作判断与选择过程的自由主义的观点, 这两者之间最多只具有语义上的区别。”[5] (228) 与其说社群主义的批判完全驳倒了自由主义的自我观, 不如说后者对自我观的规定通过这场争论变得更加完善, 罗尔斯以宽容为核心价值的新的自我观就是这一论断的直接体现。1

  在以宽容为核心的自我观中, 罗尔斯为其重新注入了经验特征, 一方面他承认个体的价值观受到所属群体价值观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指出个体能够在反思的过程中审视并修正这些价值观。这种新的自我观既维护了实践理性对自我目标和价值的可修正性观念, 又对经验意义上的个体表示宽容, 而这种兼顾方法的实现就是在个体的生活中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并将价值判断的部分限定在公共领域, 将“嵌入式自我”的观念部分限定在私人领域中, 如罗尔斯所言:“当涉及自己的私人事务或自己所属团体的内部生活时, 公民的行为选择完全不同于政治观念的选择。”[6] (241) 具体而言, 对政治正义的价值选择属于公共领域, 而对私人生活的行为选择属于私人领域。在这种情况下, 重叠共识便从政治层面的妥协策略变为伦理层面的社会规范。由此可知, 重叠共识的前提分为两个方面:其一, 个体具有基本的正义感和追求某种善观念的道德能力, 这是共识得以达成的框架, 重叠共识的关键就是对这两种道德能力形成一致的看法, 它要求以社群主义者为代表的非自由主义者在讨论公共事务时也认同个体具有审视和改变自己善观念的能力;其二, 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的价值判断中脱离出来, 这一状况保证了理性个体能够区分政治价值与私人行为的差异。理解“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容自我观, 就在于理解个体的双重属性:个体可以在私人领域中成为社群主义者, 而在公共领域中作为自由主义者参与公共事务。

  宽容的自我观有力地回应了社群主义者对罗尔斯的批评, 也将重叠共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公共领域中。以这种经过改良的自我观为媒介, 罗尔斯通过公共理性论述了理性自我与社会规范的关系, 将其统一于以多元价值为特征的当代社会中。在理性多元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的当代社会中, 社会规范对个人的约束何以可能?这种约束是否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特殊政治正义观念的产生过程, 公共理性就是罗尔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二、以共识为核心的公共理性

  对公共理性的运用是个体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达成共识的关键, 在此公共理性的作用体现为公共价值的证成, 这“并不只是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有效论证, 而是要从彼此可理性地接受的前提推出彼此可理性地接受的结论”[7] (394) 。从罗尔斯期望的宽容的自我观出发, 个体在讨论有关基本正义的公共问题时会搁置其私人领域的完备性学说, 并根据政治正义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来达成共识。持不同完备学说的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的共识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共识又何以可能?公共理性的论证回答了上述问题, 赋予了社会规范以普遍性, 指出了公共的社会规范如何从各具差异的理性个体中产生。

  在以共识为目标的现代民主国家内, 公共理性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公共性, 它体现在公共理性的推理过程和内容中。以公共理性为主题的讨论始自“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和“公共理由” (public reasons) 的概念之分, 前者指“公民在有关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场域中使用的推理理性”[1] (10) , 而后者则是在推理和讨论中被彼此认同且用以达成共识的理由。作为人的基本逻辑能力和认知能力, 理性为个体所拥有和运用, 而对公共理性的运用就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推理, “所有的推理方式……都必须承认某些共同的要素:判断的概念、推导的原则、证据规则……我们关注的是理性, 而不仅仅是话语”[1] (220) 。对基本认知要素的广泛认同是公众参与基本政治问题讨论的前提, 这些要素本身就是无争议的科学事实、常识信念提供的原则和标准。个体在参与基本正义问题的讨论时都会从这些准则出发阐述自己的理由, 经过公共推理后的结论才有可能成为共识。然而, 公共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推理规范, 它的特定内容还涉及政治层面的正义观念。在个体运用公共理性对基本政治正义问题进行讨论时, 彼此的分歧和可能的共识均来自个体的价值、原则和理由, 这些价值、原则和理由来源于一种为公众所认可的政治观念, 它包含两部分政治价值:“第一种价值是政治正义的价值……第二种价值是公共理性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理性的德性一类的政治德性。”[1] (224) 上述政治价值来源于民主政治长期运行的文化和价值积累, 因此, 从这些政治价值出发更容易使个体搁置有争议的完备性学说, 并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获取共识。

  公共理性的第二个特征是相互性, 它是共识得以可能的保障, 也是对公共理性的约束。在政治生活的讨论中, 理性个体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推理能力外, 还需要具备推己及人的道德能力, 这种道德能力就体现为相互性:“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行为选择, 我们提供充分的理由, 且认为这些理由对其他理性公民而言同样是可接受的。”[8] (173) 关于相互性的论证,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主要体现为对“理性的” (reasonable) 和“合理的” (rational) 的划分。“理性的”这一概念是权利平等的当代社会中重要的合作基础, 而“合理的”概念适用于独立的个体在追求目的时的价值判断和手段选择。理性的理念与合理的理念由原初状态所设定, 前者体现着各方的推理过程, 后者体现着“无知之幕”对个体的道德约束, 二者的结合产生了社会的伦理规范。鉴于“无知之幕”对身处其中的个体提出了强烈的道德要求, 且这种要求远远超出开放式商谈相对松散的规定, 因此作为理性与合理性结合的特征, 相互性对个体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 在面对基本政治问题时, 个体的视野要从私人领域转向政治生活, 从公共角度思考政治议题;其二, 在参与公共讨论时, 个体应平等对待他人, 以一种自由且非强制的主体间关系为原则。

  基于公共性和相互性的共同要求,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生活中康德式建构主义的体现。二者的依据都是道德实践的普遍性, 但其来源并不相同, 这就决定了公共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政治原则, 而非道德原则本身。依据普遍同意的标准, 康德指出了直言律令和假言律令的差异:“假言律令……必须以某一可能的行动作为手段……直言律令则表明某一行动本身就是客观必然的, 与其他的目的无干。”[9] (316) 通过证明理性事实的普遍存在, 康德确立了纯粹实践理性即纯粹自由意志这一事实的存在, 并以之为标准评判经验实践理性。上述区分对应着理性与合理性的差异, 然而理性与合理性之间最大的不同则体现在普遍性的不同来源上。在康德看来, 道德法则对所有理性存在物生效, 而法则的普遍性来源于人对该法则的普遍同意。康德的道德基础建立在人类的理性自由基础上, 这就使得理性在为自身立法时不受特定个体的特殊性的影响, 而这一做法也是康德对目的论伦理学的超越。但在罗尔斯的学说中, 公共理性面对的是一个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 任何试图获得普遍同意的法则都必须在推理方式和法则内容方面得到公民的普遍接受。因此, 罗尔斯不得不对康德式建构主义进行修正, 用政治原则取代康德建构主义中的道德原则, 以此回避政治正义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因素, 使得这种“政治建构主义”能在秉持不同价值观的公民之间取得政治价值上的共识。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发现, 公共理性的核心内容在于政治层面的共识, 而后者同时也是理性个体在公共讨论中推理和筛选出的社会规范。在当代民主社会中, 公民是理性个体的社会身份, 而共识的达成就是公民基于公认的科学事实和判断原则, 在自由主义民主政治长期的文化积累中选择彼此认可的政治价值的结果。鉴于当代社会理性多元的常态, 罗尔斯将公共理性的建构方法从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修改为政治建构主义, 将作为共识结果的政治正义观念“呈现为一种自立式 (freestanding) 观点, 它不是从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中推导出来的”[10]。的确, 在经验的现实世界中, 我们无法将社会规范的普遍性建立在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基础上, 而只能将其限定在通过政治生活运行所积累的社会规范中;同时, 这一限定也将完备性学说的内容排斥在社会规范的内容之外。在这个意义上, 罗尔斯对政治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改良是合理的, 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规范与私人领域中的完备学说之间的划分, 的确使公共理性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被非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并运用。然而, 仅仅从理论上证成个体如何推导出社会规范是不够的。在充满理念分歧的当代社会中, 如何保证社会规范能够有效地约束人们的具体行动, 从政治正义的具体要求来看, 这一保障就是使公共理性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要求。

  三、以公民道德义务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

  公共理性在罗尔斯的学说中被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要求而引入:“可以设想自由平等的公民遵从作为人类的共同理性所确立的政治原则……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1] (217) 基于平等个体在讨论政治规范时所持有的相互性原则, 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政治合法性为个体提出了一项道德意义上的“公民义务”, 这种义务要求个体在发表有关基本政治问题的意见时, 必须从作为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出发。作为政治合法性之要求的公共理性, 不仅弥合了马基雅维利时代开始的道德与政治的分离, 而且拉开了道德辩护与传统真理之间的距离, 使公共理性的道德维度能够在理性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得到呈现。

  道德与政治的分离始自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观和国家学说。当时的意大利国土烽烟弥漫, 来自国际强邻和国内斗争的双重压力使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强大王权的重要性。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和严格的政治学的权力概念出发, 他指出, 政治在本质上体现为权力, 而权力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国家最基本的政治需求, 权力自身就是终极目的和最高善的体现。基于这一逻辑, 他认为, 任何政治行为本质上都是权力的体现, 因此不需要与道德和宗教相关, 而应该以能否达到目的为衡量标准。这就打破了自古希腊以来政治和道德相互统一的局面, 人不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权力而非道德成为国家相关机构、职能和法律的基础。然而, 近代的理性启蒙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相应地要从作为主体的人之中寻找, 但道德与政治的分离切断了人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因此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如何修复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在马基雅维利之后, 近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关注经历了由正当性向合理性的转换过程, 学者们力图为政治权力寻找道德基础, 试图使其得到公民普遍的认同。作为全面、体系地阐述合法性问题的社会学家, 韦伯考察了影响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道德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影响, 另一方面是环境和法律条文等客观影响。然而, 他认为, 将公民对合法权威的服从建立在主观的规范性理由上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就使他的学说在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范畴内举步维艰。虽然并未意识到规范性理由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但韦伯的努力仍然开创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合法性问题的正当性论证这一思想进路。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在当代不再诉诸建构理想的社会形式, 而是立足于多元化的社会现实, 立足于公民自发遵从的政治共识。在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 公民对政治权力的接受和服从源于公民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但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来源却受到了新的挑战:理性的个体在正确运用其理性能力和政治能力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 往往会遭遇到彼此间在哲学、道德和信仰问题等方面产生的不同判断甚至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种来源于不同的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分歧就被称作“判断的负担”。尽管罗尔斯曾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容自我观中明确对个体提出要求, 将公共的政治生活与私人领域区别对待, 但在现实生活中, 政治生活与私人领域并非泾渭分明, 来自私人领域的特殊因素很可能影响到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所作的判断。《正义论》中良序社会的理想状态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无知之幕”中公民对正义原则完全服从的假设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面临诸多困难, 罗尔斯只能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这篇文章中放弃了公民对正义原则的普遍认同。然而, 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原则本身, 因为这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伦理规范, 他只是将该原则的要求置于理性个体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公民道德义务之内, 以期使公民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内在地遵从正义原则。

pc蛋蛋   公共理性对公民的约束体现在两方面, 这种约束是社会伦理维度的体现:一方面, 公共理性内在地蕴含一种“伦理的诉求”[11], 这就是对公平的追求。作为公共理性中规范性维度的公平体现在理性个体的公民身份中。其一, 当代公共理性的参与主体具备平等的公民身份, 对公共理性的运用建立在每个普通公民都能得以体验的政治生活的基础之上, 公民身份也意味着个人政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意味着理性个体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平等;其二, 公共理性对参与公共讨论的公民提出了“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要求, 强调公民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要考虑其他自由平等的参与者对这一观点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 自由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公民具备一种“支持公共规范”的道德义务。面对理性多元的社会中出现的“判断的负担”, 即使理性的个体并不能完全同意某一种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 但他们仍然有义务提出和支持那些他们认为能获得其他自由且平等的公民所支持的政治规范。公民的道德义务克服了共识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即理性的分歧, 将政治规范对理性个体行为的约束从理性对自身的立法转变为公民自身的义务, 理性个体对政治规范的服从由理想状态中的道德必然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求同存异。公民的道德义务为政治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律权威建立了一个道德基础, 将合法性与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进行了统一。同时, 这种道德义务为理性多元的社会中社会规范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不必再去寻找道德上的普遍性, 因为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服从, 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

  四、公共理性的局限及当代意义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平等自由主义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加以运用的公民能力, 是理性个体与社会政治规范相统一的媒介。一方面, 公共理性通过对政治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改变, 将公共领域中公民参与政治的过程与私人领域中个体所持有的完备学说区分开来, 并借助这种划分, 回应了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然而, 这种转变在现实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对个体与社会过于理想化的划分。另一方面, 公共理性充分考虑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多元特征, 这使得在中国语境下思考公共理性成为可能。相关问题已经以“公共阐释”的形式出现在国内学界的研究方向中, 多样的视角也昭示了公共理性在当代所具有的研究价值。

  罗尔斯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划分过于理想化。在他看来, 那些体现个体独特性的完备性学说, 那些表现为“不可动摇的信念与社会纽带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公共身份’的组成部分”[6] (241) 。基于这种分析, 社群主义群体在处理公共问题时采纳政治自由主义的做法对其而言并没有坏处, 但这种分析的理想前提在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拥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在私人生活中, 社群主义者的嵌入式自我观明显相悖于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理性具有对善观念和目标的可修正性, 虽然政治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为社群主义群体保留了私人生活的独立性, 但在现实中, 就算把理性的可修正性当作纯粹的政治观念, 它也必然会“侵袭”私人生活, 而这会让社群主义的群体付出沉重的代价。[12]金里卡通过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个特殊的法庭案件, 指出了政治自由主义本质上“没有提供什么途径, 可使社群主义群体……质疑和修正自己继承的善观念的权利”[5] (239) 。罗尔斯认为社群主义群体接受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条件仅仅是处于公共性的政治目的, 但需要明确的是, 个体在公共事务中能够运用的两种能力是正义感的能力与善观念的能力,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它们的运用范围也不相同。毋庸置疑, 对正义感的运用是在政治生活范围内, 但对形成和修正善观念这一能力的运用则涉及个体的“非公共身份”即综合身份而非政治身份。公共理性包含两种能力的双重运用, 而后一种能力则不可避免地会在修正公共善观念的过程中将其影响渗透进个体的私人生活内。基于此, 社群主义群体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接受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式的自我观, 这也使公共理性在现实的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在公共理性厚重的伦理维度下隐藏的是理性个体与社会规范的统一, 是在理性多元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公共规范、为个体自由划定合理界限的现代性要求。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学说用共识取代了传统政治哲学中拥有普遍有效性的真理概念, 使公民在面临分裂型的冲突中寻找具有包容性的恢复社会秩序的方法, 有助于增强当代政治哲学在民主社会公共文化中的规范作用, 对正义感和善观念这两种道德能力的运用确立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在现代性框架中的政治社会, 达成共识的过程是艰难的, 但罗尔斯的尝试至少为我们的努力方向提供了一种可能, 对我们思考层次更高、所涉范围更广的共同体,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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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谭安奎.强力、认知与伦理:公共理性的三个分析维度[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2) .
pc蛋蛋   [12] John Tomasi.Liberalism beyond Justice:Citizens, Socie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Theor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注释

  1罗尔斯在出版于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 对他的新论予以了全面的说明。他认为自己的新论的确对社群主义的担忧进行了答复。参见 Political Liberalism, 1990年第232页。

    袁航.公共理性:理性个体与公共规范的统一[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4):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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