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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的捕鱼技艺与捕鱼方式

时间:2019-07-13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作者:杜星梅,陈庆德 本文字数:10520字

  摘    要: 独龙族捕鱼生计的立足基点是充分接受大自然的馈赠;最基本的生存策略是适度征集;在竹、木、骨、石等自然质料的基础上所生成的多样化的捕鱼技能, 获得了惊人的效率。独龙族的生计方式与所有以改造自然为基点的生产体系具有极大的差异, 以“停滞、静止、僵化”等词语来描述这一体系是极不恰当的。它不仅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极强的适应性, 而且在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循环中呈现出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知识及丰富的生态智慧。

  关键词: 独龙族; 捕鱼生计; 生存技能; 生态智慧;

  一、问题的提出

  江河捕捞作为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历史上较为古老的一种获取动物蛋白的生计方式。人们依赖于江河湖海的自然再生率和生态周期, 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捕鱼技艺与方法, 展现出丰富的生态智慧。据理查德·李和欧文·德·沃尔的研究, 以人类的250万年~500万年的生存史来看, 99%的时间人类都靠采集、渔猎活动而生存。[1] (P.147) 在中国, 鄂伦春和赫哲族曾经是山林狩猎和河谷渔捞型群体的代表;而东非的博尼人 (Boni) 、桑涅人 (Sanye) 、恩多罗博人 (Ndorobo) [2], 博茨瓦纳的昆人, 巴芬岛南部的爱斯基摩人, 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人[3], 东南亚安达曼群岛人, 马来西亚的赛芒人和巴特克人等[4]以及美洲巴拉圭的阿切人 (Ache) 等[5], 都是当代世界现存的典型的采集-渔猎群体。

  如果我们认同“采集渔猎的生计方式是人类最为古老, 而且可能是最为成功的适应”[6]的话, 那么对于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的认识, 还应厘清这样的事实:人类历史上早期的采集-渔猎经济活动可能普遍存在于各种环境类型之中, 其分布并非现今的边缘格局;应该看到不同的捕鱼技艺与工具的运用是经济与特定文化情景的特定结合, 表现出不同的存在形式, 这些不同的存在正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展现。正如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物质生活本身。”[7] (P.31) 正是人类生存所面对的这种或许会退却但永远不会消解的“自然限制”, 为我们呈现出捕鱼生计与生态智慧的差异性存在。因此, 探讨不同族群的捕鱼生计问题的核心, 就是要去理解这些极具差异性的存在是怎样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而成就的。正是这一深厚的基础性关联, 也曾使黑格尔看到“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 就是地理的基础”[8] (P.85) 。这种从表象上看似乎是外在的自然联系, 实质上是所有人类生存所需的一种主要的且必要的基础。它使不同的民族在各种特殊的自然形态中选择了特殊的生计方式, 进而形成了各种特殊的生存空间。当然, 它也就形成了不同“民族精神所寄托的特殊原则, 同时在本身中也形成它自然的特性”[8] (P.85) 。

  捕鱼是众多民族社会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生计活动, 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蓝田人等就以粗制的木棒从事渔猎活动了。人类社会最早的捕鱼方法可能是徒手捕捉或用石器和木棒砍鱼;到了山顶洞人已经利用木棒绑上石矛捕鱼[9]。渐进出现专门的捕鱼器具, 随着以陶、石为坠渔网, 鱼鳔、鱼钩等工具的出现, 反映了渔网运用的普遍, 证明人类已经具备多种捕鱼的方法与工具[10]。位于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中的鱼崇拜被视为史前文化中的空前现象[11], 该遗址出土的骨质鱼钩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鱼钩, 还出土了各类形状的鱼鳔, 从而认定最早的鱼鳔应该是木质的。而长江三峡地区的大溪遗址墓葬中不仅发现了用于捕鱼活动的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网坠, 证明当时已经发明了精制的鱼钩和结网捕鱼的工具, 而且当地还流行用大鱼随葬, 足以说明捕鱼在当时社会生中的重要地位。夏末商初时期, 生活在该遗址附近的巴人的主要肉食是鱼类, 约占80.1%;而鸬鹚捕鱼可能是三峡地区先秦渔业的一个特点[12]。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遗存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不同的族群依据各自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捕鱼技艺。云南多江河湖泊, 水产资源较为丰富, 捕鱼活动作为悠久的存在, 各民族具有独特的捕鱼技艺与生态智慧。如宁蒗地区纳西族使用的木质鱼鳔器身很长并带有两个倒刺;怒江地区傈僳等少数民族垂钓直接用饵而非钩, 甚或鱼刺、植物的刺等, 直接用麻线系上鱼饵投入江中, 待鱼儿吞下被食物包裹的刺卡住后, 即可举杆收获[13] (P.8) 。

  独龙族是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独龙江流域的一个独特族群, 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州的贡山县, 地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所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带。由西藏察隅南下而来的克劳洛河与麻必洛河在迪瑟姆山脚下相汇而成的独龙江, 自北向南流淌百余公里后进入缅甸。独龙族的19个氏族、82个家族所形成的50余个自然村大多分布于沿江一两里的范围内[14] (P.25-151) 。除了独龙江纵贯全境外, 尚有小河、小溪103条, 两岸山高谷深坡陡, 形成十余处高达四五十米以上的瀑布[15] (P.2) , 为山河捕捞提供了广阔的资源空间。独龙江峡谷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得依江傍水几乎成为每个村寨的基本地形特征, 正是这样的资源条件和居住条件使得捕鱼成为独龙族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而重要的经济活动。独龙族的捕鱼技艺不仅展现出惊人的想象力与颇高的生态智慧, 还呈现出其主导文化价值理念对当今生态问题的启迪意义。本文立足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借助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调查文献资料, 力图对独龙族社会生活中存续至今的捕鱼活动作出其本来样貌的展示, 并试图廓清人们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对独龙族生计方式和生存状况的误解。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 均来自笔者2014年~2016年间的田野调查。

独龙族的捕鱼技艺与捕鱼方式

  二、独龙族的捕鱼技艺与捕鱼方式

  独龙江水流湍急而多浅滩, 故江鱼多为下口位, 有的还具有吸附功能的器官。按生物学分类有吸口裂腹鱼、独龙裂腹鱼、独龙盆唇鱼、扁头鰋、大鳍异齿鰋、藏鰋等7种[17]。而独龙族则把江鱼统归为条鱼与扁鱼 (俗称扁头鱼) 。以形体而分, 主要有“锦让”“珙不拉”“内锦”“如丁”“那翁”等数种;而以大小而论, 独龙族一般把二三十厘米以下的鱼统称为“内格”, 把长约30厘米、重1。5斤~2斤的鱼称为“夏布尖岗”, 而长40厘米、重2斤~3斤左右的称之为“沙子姆”, 还有长50厘米、重4斤~5斤的称为“德内”, 最大的鱼多为60厘米~70厘米长、7~8斤重, 称为“额美”。

  每个村寨都拥有众多的“鱼口” (依江湾而形成的捕鱼点) , 大多分属不同的家族, 各家族成员皆在其家族所属的鱼口捕鱼。以孔当家族为例, 辖有江瓦、曼孔张、阿那当、哈邦猪、得架、勒得木、额期根等7个鱼口[17] (P.25) 。然而由于长期的使用和占有, 在历史的积累与沉淀中, 有的鱼口也成为某个家庭所有。如茂独礼松家有一个鱼口便是其祖父在世时所“号”定的, 家庭之外的其他人不能去该鱼口捕鱼。为了防止别人去捕鱼, 他还在鱼口周围布满了竹签[17] (P.88) 。

  独龙族的捕鱼贯穿全年, 在5月~8月的汛期是捕鱼活动最为密集、捕鱼量最大的时期。迄至20世纪50年代, 独龙族的捕鱼工具基本上以竹、木、骨、石之类制作, 捕鱼的技艺与方式多达数种, 而不同捕鱼技艺的运用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

  (一) 主动性的捕鱼方式

  独龙族拥有独特的捕鱼技艺与方法, 如鱼爪与鱼钩的使用, 既不需要去地势险恶之处也不受时节限制, 因而成为妇女与孩童们休闲娱乐活动中广泛使用的器具。鱼爪用岩桑握弯成钩, 上套虎、豹爪, 以六爪为一束, 以石为坠, 投在鱼群中间, 撒小虫为诱饵, 专候大鱼来到, 使劲拉绳, 爪即内聚而获鱼。鱼钩用隼爪或兽骨制作, 将隼爪插入野芋, 并用芋叶包裹, 埋入火塘热灰之中, 待芋皮焦心熟取出, 趁爪柔软之际, 捏弯成钩, 用棕丝栓扎, 凉干固定, 于细纹石上磨制锋利。捕鱼时大钩用大条烤香的兽肉作诱饵, 中钩用野鸡肠, 小钩用蚂蚱、土蚕、蚁王、蜂、蟑。有坠无标, 视竿顶点动或凭手心触觉, 便知鱼上钩。[18] (P.70) 还可仅用棕线穿鱼食而不用钩, 系于竹尖端, 轻轻刺进江边石洞里, 待鱼群吃饵时立即拉上来, 用这种方法抓获的鱼一般都是扁头鱼。[19] (P.45) 2015年就已年逾80岁的纹面女孔当·娜老人说:

  我丈夫是捕鱼能手, 以前我们都是吃他捕的鱼, 但是有时候闲下来了, 我们几个妇女也会约着去江边钓鱼, 但我们从不会下河去捕捞。

  在需要人力始终贯穿捕鱼全过程所使用的器具, 一是“拉赫”, 即鱼叉。在没有铁器之前是用动物骨头磨制而成, 长10厘米, 5叉为一束, 将其安置在4米长的竹竿上, 柄上系有麻线套于手腕。人站在江边巨石之上, 待鱼群游近而投刺。一般从当年10月到次年2月的秋冬时节, 正值独龙江中的水清澈透明, 人们能看清鱼在水中的游动方向, 该技能得到了最为广泛运用, 所捕获的大多是七八斤的大鱼。但不时也会发生捕鱼者用“拉赫”叉到了非常大的鱼而被鱼拖入急流而亡的事件[19] (P.44) 。2015年就已75岁的李文正老人是雄当村桑立阳家族中的捕鱼能手, 他说“拉赫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的, 我们村的松那·博纳最会用, 他捕到的鱼都是很大的鱼”。

  “秋”则是在此类主动性捕鱼中另一种最为广泛使用的器具, 即竹竿夹网。一般用两根直径约3厘米、长约3~4米的竹竿套结一张用麻线编织的宽2米、长4米的渔网, 竿末端以绳索套于捕鱼者肩臂上, 双手各持一竿, 在江边回流处或水流平缓处撑竿下网, 两竿下潜江底而并拢, 举竿提网出水, 夹鱼而获。无论是每年5月开始的汛期里鱼群溯流排卵, 还是入秋后的江流平缓之季鱼群顺流回江, “秋”的运用都最为普遍。随着鱼群“七上、八下、九归巢”的情况变化[19] (P。69) , 无论是在江边浅水处还是在飞流直下的险滩悬峭兀突之处, 甚或深沉清碧之潭, 都是独龙人大展其运用“秋”之技能的场所。这一技能展现了独龙人生存方式上极大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直至所夹的鱼穿满肩上所挎的藤环, 他们才会停止夹鱼[19] (P。70) 。

  2016年就已74岁的纹面奶奶江仁·则普让回忆说:

  我未出嫁之前, 我们雄当村打鱼很厉害的有木冷·格鲁、桑立阳·勇和我爸爸等人。他们每个人擅长的都不太一样, 而我爸爸的“秋”是很厉害的, 经常带回来满满一“宗” (用麻线编织成为的网兜) , 倒出来至少都有大半篮子, 多的有七八十斤。以前我们吃的鱼都是大鱼, 七八斤一条的很常见, 十斤以上的也很多。他去捕鱼主要是看水的情况, 特别是涨大水的时候他都会去, 并且每次都会有收获。每年4月~10月是涨水的季节, 村子里有“秋”的人家都会去, 收获也不一样, 我爸爸每次都会比他们多。

  李文正老人年轻时是大家公认的捕鱼高手, 平时沉默内敛的老人说起捕鱼也表现出兴致盎然的样子:

  小时候, 我家里的成年男人们, 一天去一个人捕鱼, 其中叔叔格鲁捕鱼最厉害, 他经常在晚上带着我去“秋”, 我给他打火把, 我们回来就是满满一“宗”, 分给村里的亲戚之后, 还够全家吃二三顿。那时候还是麻线编的网, 十多条鱼就可以把“宗”装满, 以前的鱼都是大大的。

  (二) 静候性的捕鱼方式

  独龙族的捕鱼技能, 更多的是不需要人力贯穿始终的技艺及方法。例如“阿桑”“萨本”“贝亚”“背尔”等, 这些非即刻性的捕鱼技能, 充分展现了独龙族“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的生存技能。

  用竹篾编织呈长圆型、笼口为漏斗状、内置软竹片、底部相互交叉的鱼笼, 独龙语依其大小分别称为“阿桑”和“萨本”。内置烧烤兽肉做诱饵, 如鱼儿进入觅食, 想出来时则被竹片卡住, 易进难出。“阿桑”一般长约1米, 入口直径约46厘米, 中间直径25厘米。使用“阿桑”一般有两个时点和地方。一是在鱼的产卵期利用鱼儿游向江边浅水石洞产卵的习性, 届时独龙男子都会背上七八个鱼笼, 去岸边不同石洞口放置“阿桑”, 数日后收笼, 通常收获颇丰[19] (P。46) 。从西藏的舒伯拉岭蜿蜒而下, 经两河相汇而成的独龙江在两山峡谷中形成了许多支流与江湾, 从北至南有明确称呼的小河有龙尤旺河、白马王河、打锅莫洛河、龙莫切旺河、担当王河、矛比利河、达赛王河、戛木赖河、特拉王河等十余条, 而不知名的小溪流更是数众[20] (P。1) 。在独龙江汛期江水猛涨之时, “阿桑”通常放置在支流与江水的交界处激流冲下的地方, 两侧用石块塞紧固定。1待到收笼时, 收获颇丰, 形成“阿桑”的第二种运用。而较小的“萨本”, 入口处由宽至窄, 呈漏斗状, 底部接有竹柄, 柄上有孔, 使用时用竹藤将数个串起来或投入江河浅水处或置于跌水下, 一般隔天即收, 通常用于小鱼“内格”的捕获。

  北部雄当村的李玉花说:

  我爸爸最厉害的是用“阿桑”, 他年轻时每次捕鱼回来, 我们全家都可以吃一两顿。合作社的时候, 因白天集体出工, 他就很少去捕鱼了, 到了晚上随便放几个“阿桑”, 每次都有收获。只要爸爸外出去捕鱼, 回来我们就有得吃。以前夏秋两季吃鱼很多, 六七八月在江边的小沟沟里面很多, 就用“阿桑”等, 冬天就叉鱼。

  方体敞口的鱼篓独龙语称为“背尔”。通常置于江中或众多支流上由自然高差形成的叠水处, 横架4根木杆于巨石处固定, 再挂上“背尔”, 底部与水浪相触, 诱鱼逆水上跃的习性候鱼入篓。每逢5月~8月的汛期和春末夏初的鱼群产卵期此一技能都会得到广泛的运用, 每天只需早上和晚上去看两次[19] (P.45) 。而在没有放置“背尔”和“阿桑”的支流上, 人们则于清晨将竹箩置于叠水处, 由上往下用竹竿敲扰水面, 把鱼从石洞中逐赶下来, 顺接入箩。

  另外, 在江中一些自然落差达1米左右的深潭之上的叠水处, 人们则会顺势筑坝, 坝中选直径50厘米、长3米的空心树干一段, 装置水口, 用巨石压紧, 驱鱼顺水而入, 江水经水口冲至潭中回旋成大漩涡, 鱼被漩涡吸入至溜筒从潭底涌出, 溜筒外置竹篓接鱼[18] (P.70-71) , 因水潭里面没有其他洞口, 进潭之鱼一般都能被捕获。溜筒接鱼盛行于冬春两季且捕获量较大。

  独龙族的捕鱼活动一般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 但是有一类捕获的方法需借助群体合力才能完成, 即“斤斯四”。大约在每年七八月汛期, 家族、氏族或村寨共同体汇聚集体之力在两股溪流并流之处把支流堵上, 这就使得原来的河水突然干涸, 鱼还来不及随水流走, 人们即可徒手抓鱼。而白天躲在石洞里面的鱼, 到了夜晚游向小溪时, 就会落入人们早已悬挂于溪口的竹箩。这种接鱼的效率甚高, 一晚上少则一二竹箩, 多则十多箩[19] (P.46) 。

  独龙语称为“贝亚”的捕鱼技艺则是用细麻线或董棕树的棕丝编织而成长10米、宽2米的网系在竹竿上的拦网, 底部系数个小石头为坠, 网眼仅三四厘米。根据鱼的觅食习性, 夜晚置于水流平缓之处, 一端用绳系于岸边树桩, 天启明时去收网即可, 捕获的鱼大多长20厘米且大小均匀[18] (P.70) 。南部的钦兰当村70多岁的老人约那最常用的是“贝亚”这种捕鱼的方法, 老人说:

  以前一到雨季涨水的时候, 每天黄昏我就去河边下网, 一次下二三个渔网,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收, 最多的是十多二十条, 大多是两掌长的鱼。

  久居在独龙江上游克劳洛河附近的向红村的一位老人也说:

  我自己最经常去下渔网的地方是“阿布拉隆”, 一般下午五六点去下网, 次日早上七八点收网, 沿着江边一路隔二三十米下一个网, 一次下十几个渔网。用“贝亚”的地方水不能太急, 我一般都是晚上去一个多小时就回来。每次至少都有十多条收获, 多的时候二三十条, 克劳洛河上面最多, 包括现在上面没有人住的地方, 都还有很多的。对我来说每一种捕鱼的方法都很简单, 我都能捕到。

  在独龙族社会中, 捕鱼是人皆所能的技艺之一, 虽然并未形成专门性的捕鱼者, 但通常是身强体健的成年男子在日常生产生活之余, 运用此一技能为个体家庭乃至家族成员补充鱼类蛋白。独龙族在“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的基点上所展开的捕鱼活动, 尽管工具简陋却有颇高的鱼获量, 独龙族正是依凭其生态智慧与生存技能, 获取了丰厚的生存资源。更令人赞叹是, 独龙族的各类捕鱼活动皆嵌合于全年的生产生活之中, 他们成功地把生存压力的重负化解于由嬉戏、娱乐、成就感等要素所构筑的生活游戏之中。

  三、捕鱼在独龙族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

  在独龙族社会中, 养殖是极为鲜见的。20世纪30年代进入独龙江的陶云逵就曾指出, 独龙江只有鸡豕犬而无马牛羊2。如果说在人类生存活动中主要是靠养殖把植物蛋白转换为动物蛋白, 那么或许也可以说, 正是由于渔与猎为独龙族提供了充分而稳定的动物蛋白的事实存在, 才导致养殖业在独龙族社会经济中的重大缺位。在独龙族采集、生产性种植和渔猎的经济系统中, 采集和生产性种植是其获取植物蛋白的重要途径, 而渔猎生计就成为其最为基础和稳定的动物蛋白供给源。

  虽然独龙江中鱼的种类并不多, 但是鱼量甚大, 鱼类资源的丰富性甚至可以从历史文献中获知。例如在关于独龙族族源和迁徙的传说中, 常有捞鱼吃的故事, 可见捕鱼活动曾经在独龙族的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14] (P。35) 。迄至20世纪50年代, 老人们还这样回忆道:

pc蛋蛋   以前独龙江的鱼多得可以用手抓, 有时鱼群都把江水堵住了。

  在有效的产权界限下, 每个家族在自己所辖有的鱼口里进行捕鱼活动, 而到每年5月~8月的汛期, 鱼口子里便集中大批鱼群, 每个鱼口每年可捕鱼数千斤。[18] (P.71) 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显示, 在孔当村, 每个鱼口在每年的渔汛期至少可捕鱼500斤~600斤, 而拥有7户、共有78人的孔当家族有7个鱼口, 仅汛期的鱼获量就可达3500斤~4200斤, 人均鱼获量为44.9斤~53.8斤, 也就意味着在汛期每人每月可得到15斤以上的鱼肉供给[17] (P.22-25) 。在独龙江, 捕鱼能手被称为“额久姆格拉”, 每年可捕鱼数百斤。如茂顶村的滴朗当·独力在1951年以前, 每年捕鱼12背, 折合720斤, 平均每天吃2斤的话, 足够一个人吃一年。而以当时的家庭规模来看, 南部第四行政村平均每户4.6口人[14] (P.148) , 按照滴朗当·独力一人全年所得捕鱼量, 他家每人每月可得13斤鱼肉。类似的调查也可参考, 比如1950年以前, 好的人家一年能捕鱼几背, 约360公斤, 足够一个人吃一年有余;再如迪政当一带, 以前平均每户能捕鱼280斤[20] (P.54) , 而更多家庭每年的捕鱼量是在100斤~400斤之间[17] (P.24) 。

  独龙族社会盛行平均分食原则, 捕获的鱼除了自己留食一部分外, 剩下的必须全部向家族成员每家分送若干, 独龙语称之为“尼得休”或“阿奢木得休”, 即分食肉之意[14] (P.25) 。现年80多岁的孔当·娜老人说:

  我在20多岁时嫁给孔当家族的孔目·丁。结婚后, 丈夫孔目·丁干活很厉害, 尤其是很会捕鱼, 他是孔当家族出了名的捕鱼高手, 别人都称呼他为“额久姆格拉”。他捕的鱼经常送给亲戚, 包括我的娘家人:在学哇当村的父母、叔叔、舅舅等。他每年捕鱼量不会低于400斤, 我丈夫听着江水的声音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捕鱼了。春、夏、秋三季是主要的捕鱼季节, 他经常同村子里面的亲戚一起去, 由于常年下河捕鱼, 他的双腿膝盖患有很严重的风湿, 最后老年瘫痪在家。

  现年67岁的纹面女李文仕说:

  我结婚之后, 我的丈夫李文正是捕鱼很厉害的人, 直到现在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 只要到了捕鱼的季节, 仍然还去放“阿桑”“贝亚”等, 只是现在的收获不像以前那样多了。以前到了捕鱼的季节, 几乎天天都有鱼吃, 他打的鱼每天都吃不完。我这一生总共生了6个孩子, 每次快生小孩的前一个月, 家里火塘上的大竹架上挂的全是满满的鱼干, 像晒衣服一样。他把竹竿的头部削尖, 把鱼头串起, 一排一排地挂起来。以前不管什么季节都能吃到鱼, 而且是很大的鱼, 不像现在, 很少见到大鱼了。

  龙元村40多岁的龙中兴说:

  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七八斤重大鱼, 就在 (20世纪) 90年代我还用鱼叉叉到过一条“额美”, 送了几户亲戚, 剩下的我家里吃了两顿。

  另一位老人这样说起以前对鱼肉的保存:

  一般我们把鱼煮来吃, 还可放在火塘上烧着吃, 吃不完的放在竹筒里面, 涂一点蜂蜜, 密封起来, 让它自然发酵, 香得很。可以做下饭菜, 吃甜荞、鸡脚稗啊这些的时候, 拿出来拌着吃。

  四、结论

pc蛋蛋   江河捕鱼作为独龙族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艺与技能, 在独龙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既是独龙族饮食结构中动物蛋白的稳定性供给源, 又是把独龙人生活重负与兴趣闲暇嵌为一体的重要游戏活动。从狭义上来说, 采集-渔猎方式的立足点并非是以人为主的积极生产, 因为它不是“生产”性的, 而是直接立足于自然生物循环周期的基础上。可以说, 独龙族依赖于生物圈资源平衡性与循环性所形成的捕鱼生计是直接仰仗大自然的丰厚馈赠, 独龙族不屑于以占有为目的的过量获取之道, 其独特的捕鱼生计和与此相适的适度征集策略, 共同维系了独龙族的世代延续。

  在简单工具的运用中, 独龙族依靠其生态智慧所形成的生存技能, 在投入-产出比的基点上, 呈现出极高的效率。综合分析上述资料, 20世纪50年代前, 独龙族的捕鱼生计大体上可为每户家庭每天供给1公斤以上的鱼肉, 在基本上以竹、木、骨、石制作捕鱼工具的条件下, 独龙人以静候式捕鱼方式所获取的产量依然是极为惊人的。

  对于鱼类资源丰富的独龙江来说, 独龙族的捕鱼活动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变化。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50年发生的8.5级察隅大地震。据说当时大鱼触岩壁而死, 小鱼被震死, 此后独龙江的鱼产量锐减[18] (P.71) 。但是纵使大地震发生后, 在河水猛涨时节, 独龙族一个人一天仍然能够捕20多斤鱼[20] (P.146) 。从龙元村共当家族嫁到迪政当村求底家族的龙棍·格婻说道:

  地震那年, 我有十多岁了, 已经从龙元嫁到迪政当。当时我家还是一间大大的房子, 有2个大火塘,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家里学织独龙毯。以前迪政当村和冷木当村是分开的, 迪政当在小河上面, 冷木当在河的下面, 现在搞了新农村后两个村才合在一起的。以前迪政当只有7户人家, 每家都有捕鱼很厉害的人。以前我吃鱼吃得很多, 我家的男人们都会用“秋”夹鱼。地震发生后, 我吃的鱼也不少, 我儿子独力去一次, 回来也不止二三十斤。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73年, 独龙江的泥石流灾害成为独龙族捕鱼生计衰退的重大转折, 自此之后, 1人每年大多只能捕到15斤~20斤鱼。但有资料显示, 在20世纪的中后期, 独龙人每人每月平均也能吃到一二斤鱼肉[20] (P.54) 。北部雄当村的一位纹面老人黛齐尔说:

  大地震发生那年, 我已经五六岁了, 那是在白天的时候, 我帮妈妈在地里干活。我还记得当时有很多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 我们附近没有人因地震死亡。而在泥石流发生的那一年, 洪水把思如等地都冲走了, 大家就全部搬到了木当, 有齐马当、孔武、普尔、皮向当、木兰当等5个家族的人, 总共有8户住在了一起。当时洪水发生后, 麻必洛河附近很多被震死的鱼, 我们都捡来吃, 那段时间鱼吃都吃不完。

  李文仕老人说:

  1973年的泥石流是在白天发生的, 江里的鱼死得太多了, 全部都是大大的鱼, 我记得江边全是鱼腥味, 那年的鱼肉根本吃都吃不完, 每家都是一篮子一篮子地装回家。

  尽管上述两次重大自然灾害使独龙江的鱼类资源锐减, 然而在独龙江丰饶的人-资源比的基础上, 捕鱼技能仍然是独龙族生计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 这是现代性急剧加速的时期, 资本力量的支配通过市场方式打破了原来独龙江生物圈中的能量替换与自我修复的平衡循环, 把独龙江裹挟进了一个跨区域的更大的外部系统中。独龙江地区出现了电动触鱼器、炸药炸鱼等捕鱼方式并且快速流行于独龙江上北下南全域。21世纪旋踵而至的是外来商人以高价收购独龙江特有的扁头鱼, 如北部村子的龙永生说:

  2012年扁头鱼的收购价是每斤100元, 2013年是200元, 2014年是300元。那段时期, 每人捕获的扁头鱼晒干后重20斤~50斤不等, 有很多人在那几年确实赚了很多钱, 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见扁头鱼了。 (即便) 有的话, 都是很小很小的, 没有大扁头鱼了。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 原来简单的工具、人口的分散分布与多样化的技能等诸种要素共同支撑起捕鱼生计在独龙族社会的活跃与兴盛, 现今在资本支配下的市场却把独龙江裹挟进了一个更大的外部系统中, 而竭泽而渔的过度攫取及相伴而来的资源枯竭致使独龙人的捕鱼活动已经不复从前之兴盛。从这个角度而言, 独龙族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创造性的捕鱼技艺已渐趋处于被废弃的窘境。

pc蛋蛋   在现代社会, 当人们普遍把“生产”视为生存的基本准则时, 布须曼人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芒各芒各栗子, 我们为什么还要种地?”独龙族以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为基点的捕鱼生计所坚守的理念并非现代社会的积极生产, 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本质正日益偏离人类接受大自然馈赠的基点, 进而使人们沦落到无以享受闲暇的深渊。这一切恰如以色列青年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感叹:那些延续至今的积极生产模式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21] (P.79) 。独龙族的捕鱼生计告诉我们, 它并非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遗存, 而是与我们处于同一时空中的不同存在方式, 其内蕴的生态智慧对于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模式充满了启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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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注释

  1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 (专刊第一集) , 内部刊印, 1983年, 第5页。
  2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 内部刊印, 1964年, 第21页。

    杜星梅,陈庆德.独龙族的捕鱼生计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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