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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考古学的地质学渊源——以丁文江与安特生为例

时间:2017-03-09 来源:未知 作者:陈赛楠 本文字数:4918字
  4 科学考古学的地质学渊源--以丁文江与安特生为例
  
  前文提到了现代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首先是从地质学论着中开始的,地质学与考古学本就是交叉与互补性极强的两个学科,尤其是涉及到旧石器时代的年代,地层地貌,类人猿与动物化石等古生物研究的内容都需要扎实的地质学与考古学专业基础,才能进行综合判断与研究。时下流行的科技考古学更是利用各种先进的测量工具、探明设备、光学仪器、化学试验、遥感卫星还有成像技术与数据库分析等等新方法,这些也是可以与地质学所共享的科技。地质学与考古学的交叉互补性,其实在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之际就有极深的渊源,在本目将以中国第一代地质学人与考古学人的关系为主要阐述对象,并进行探讨与分析。
  
  4.1 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地质学是近代科学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探求人类赖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学科。中国近代科学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而产生、发展,在中国民主化、科学化思潮的推进下引进、传播、发展、深化,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系,并促成社会巨大的变革。其中,地学率先兴起,①产生了一个活跃在世界科学舞台的地质学家群体,在地球科学领域建功立业,使地学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成就最大的一门自然科学。地球科学在民国时期是一门显学,曾经是“中国优秀青年首选的志愿”.
  
  而最初中国地学创始人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众所周知,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交叉性与互补性强的学科,如地质年代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古器物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等,这些学科都和考古学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历史学之外,地质学对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是功不可没的。
  
  李济在《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回忆中,谈到自己之所以在学术上有些许成就,受丁文江的影响极大。丁文江是我国着名的地质学家,时任北平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在丁文江的鼓励与支持下,李济第一次尝试考古工作,即 1924 年河南新郑考古调查。对此李济回忆说:丁文江对自己一番苦心,这次尝试是丁文江鼓励自己从实际的工作中,寻找真实的材料和经验。
  
  丁文江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有将近10 年的地质学学习经历,丁文江所具备的科学素养,如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知识与训练方法,对于中国早期考古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丁文江主张建立科学的绝对权威,认为科学能知世上的一切,解决一切问题。当 1923 年 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并在《清华周刊》72期上发表后,丁文江立即反击,在《努力周报》48--49 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驳斥,由此揭开了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这场文化论战序幕。而科学是近代考古学的核心。
  
  除了丁文江本人对于第一代考古学人李济的帮助,更要关注由丁文江所带领下地质调查所。胡适曾说:“丁君(即丁文江)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时期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于1916 年(另说 1913 年)成立,在 1900 年前后的几十年,现代科学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中国也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之中,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是一个里程碑,而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也成为了中国实践现代科学学术的先驱。
  
  地质调查所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先后聘请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外国科学家,其中有:美国的葛利普(A.W.Grabau)、瑞典的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的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的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这些都是当时享誉国际在各自领域内都具有一流水平的学者,中国早期科学研究,尤其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等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这些成功的中外合作是分不开的。
  
  李济如是评价丁文江与地址调查所之于科学考古学:在中央研究院前总干事丁文江先生,及现任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先生领导下的地质调查工作扩大的范围内,已将那沉没在神话传说中的远古人类历史的东亚的一面,给我们一种新的认识。同时,科学的考古发掘,也就在这一风气中开始了。
  
  地质调查所与其所聘请的西方地质学家的合作共事下,直接或间接培养了一大批兼具地质科学理论、田野调查技术与方法的中国本土学者,包括裴文中、贾兰坡等后来直接从事考古工作者,还包括袁复礼、杨钟健等为考古作出重大贡献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与史前考古上取得的突出成就,这些学科与中国早期考古学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列数调查所地质调查所在考古发掘上的成绩:1921 年,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1923--1924 年又在甘肃、青海发现了一系列史前遗址,1923 年又发掘了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1929 年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这些发掘及研究,为科学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材料和凭借,①正因如此,沈颂金称地质调查所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地质调查所的“科学精神”影响了后来史语所的创始人傅斯年,他提出史语所的创建理念:把语言学、历史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一样。
  
  胡适也曾这样评价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他们创立并持续发展的地质调查所不长的时间里便成为一个纯粹科学中心而享誉世界。在纯粹的科学研究方面,这个机关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
  
  后来地质调查所在学科知识与人员提供上与中国科学考古学不可分割,比如 1947 年,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裴文中等考察了甘肃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近郊的史前遗址,他们曾在齐家坪、寺洼山、鸦儿东沟等地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这对于认识寺洼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关系,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关系,以及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本身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1948 年 5 月,中国地质调查所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王曰伦、米泰恒、刘东生等对甘肃和青海两省进行了地质学和考古学考察,并且最终裴文中把在甘青地区的考察写成了报告发表,这都是中国科学考古事业的重要成果。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现今所说的考古学知识便已随地质学译着的出版影响了中国学界,这比新史学的提倡早了二十多年,查晓英便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自然科学源头较多,其中最明显的应是地质学。⑤但同时,她强调从整体而言,地质学对考古学的影响呈逐渐减弱的趋势,而以研究中国历史的考古队伍在整理国学的号召下日益强大。⑥此内容,可参见后文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社会思潮和史学变革一章。
  
  4.2 安特生的惊世发现
  
  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话题。①关于安特生在中国的事业,包括其所在中国从事的地质和考古活动对中国地质、古生物及考古学的贡献一直都是中外学术界关心的话题②,安特生,1874 年出生于瑞典 Kinsta,1901 年毕业于国际顶尖名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1914 年,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邀前来中国,被聘为“农商部矿政司顾问”,与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其间,他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北洋统治期间,局势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安特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地质学专业素养与兴趣使得安特生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地质调查、收集化石以及后来的考古发掘上面。关于安特生的工作转型转型,丁文江说中国高薪聘请外国顾问,但是不能分别饭桶和专家,安特生是农商部的顾问,但没人懂得利用他,后来安特生来到地质调查所帮忙做了矿产地质调查,安特生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器物,安特生鉴于自己并非史前考古学专家,并不具备专业的考古学知识,在安特生具备了一定的考古学研究基础之后才开始进行了系统的采集和发掘。这不经意间使得地质调查所成为了当时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并得到瑞典太子与政府的帮助。同时,他们的合作与共事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安特生早在 1916 年便考察了山西南部,在黄河北岸发现了贝壳化石;1918年,安特生两次来到北京市周口店鸡骨山考察古生物化石,并作了一些试掘,发现不大,反而是他在 1921 年安排来周口店发掘龙骨山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Zdandky)在后来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化石(1926 年由安特生向世界宣布这两颗猿人牙齿),安特生也在 1921 年周口店发现了石英碎片并认为是类人猿用来切割兽肉的工具。从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在做地质调查时从河南仰韶村带回来的 600 多件磨制石器中,安特生断定仰韶村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在 1921 年 4 月 18 日,安特生来到仰韶村作地质调查,在一个冲沟的断面上发现了厚厚的灰土层,其中石器与彩色陶片共存。此后,安特生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及地质调查所同意之后,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于 10 月 27 日正式对仰韶村进行发掘,这便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安特生正式把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为了验证其在 1923 年《中华远古文化》中提到的仰韶文化由中亚传播而来的假说理论,随后安特生便前往西北寻找史前文化遗址。其主要的考古活动见下表:
  
  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发现了仰韶文化。安特生是一个国际学者,他的发现及研究为国际学术界及考古界带来了极大震动。要知道尽管我们自诩历史悠久,但直到 1920 年人们还是认为中国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并无人类居住,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一书中宣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
  
  而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发掘及研究推翻了世界对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认知,这一世界性的影响,要归功于安特生;其次,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同样震撼,安特生在其后来的考古发掘及研究②中一直力图证实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是由中亚传播的论断,让早先风靡一时后来沉寂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再度死灰复燃;再次,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发掘,开辟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先河,安特生并非考古学专家,他是一位地质学家,虽然他的考古学发掘在地层上的有失误,但考虑到当时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空白,他“在发掘工具、发掘程序、遗物提取、记录、照相等方面为后来史前考古学的调查和发掘提供了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安特生对于中国科学考古学是寄予深情和厚望的,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凶”⑤。安特生与第一代考古与地质学人交往甚密,有直接性的地质与考古工作联系,并指导培养了一批新的考古和地质新生力量,对中国考古与文物事业充满希望,并收集了大批考古文物,创立了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以用于传播东亚文化与考古研究。世界着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之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杨钟健(1897--1979)经翁文灏介绍与安特生建立了长期联系,安特生提供了一批脊椎动物化石供其研究,助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李济与安特生亦神交已久,由于安特生开辟中国史前考古在前,致使后来者李济归国之后以整理研究史前考古材料为主,李济在其着作中多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的考古工作的敬仰和赞扬,也对其《甘肃考古记》提出了学术上的批评,安特生于 1926 年回到瑞典,结束了他在中国短暂又传奇的考古生涯,这也令他无缘与李济合作进行浩大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但安特生对李济及其同仁们的工作是大力赞扬的,对日本侵华也是深恶痛绝,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他在《中国史前史研究》前言中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一群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史前发现……日本人发起的这场糟糕的战争即降临中国领土,多年以来,我的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不得不忍受着毁灭和流亡西部的痛苦,但终究有一天和平会重新来到……”,他还在此书的结尾告诉高本汉:“你将见到以安阳(殷墟)出名的李济,也将见到梁思永博士,他使他的父亲的声名更加远扬。”②。周口店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对安特生之于周口店的发现之功是完全肯定的,也正是“安特生在周口店的发现,奠定了裴文中一生的学术方向。”③在记录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工作的《黄土的儿女》(1934)一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裴文中,并对其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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